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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无·阿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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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文化之精奥(1)(Z)  

2006-05-14 14:05:42|  分类: 史料趣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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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美,求善,求仁义

与道家相反,儒家之求美,求的是“有言(文字)之美”、“有形(形式)之美”、“有序(伦序)之美”、“有情(人情)之美”,比如诸葛亮“慕先贤,绝情欲,弃凝滞”,既是“有言之美”,又是“有情之美”。< xmlnamespace prefix ="o" ns =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office" />

 

追求有言之美是儒家凸征。孔子以整理删拾古籍而著称,后人效法。中国有不沾文字之道家,无不沾文字之儒家;有纯粹的儒家文学家,无纯粹的道家文学家(在某中程度上,庄子、李白亦有儒者之风)。一流的儒家做学问,春玩其华,秋登其实,颖脱不群,任其自得,心物合一而归于美,心态酷似佛家论世,不落我执。这是因为儒家抱者强烈的求美之心,与美为伍足矣,“济世”属于意外收获(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,能治国、平天下的少而又少,实际上儒家的骨子里无不以求美为其人生追求)。中国士大夫弃筐床之乐而求读书之苦者,美寓于苦也。美,对于中国人非同小可,生寄死归,念兹在兹。求美是每一个士大夫的追求,是惟一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追求,也是对付死亡的最有效的利器。

 

儒家的道德文章是求美的标准注释,让士大夫兀尔而醉、豁尔而醒的不是酒,而是道德文章。形成儒家好文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审美载体。汉字不是抽象的工具性符号,而是具体的富含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载体,汉字本身就是一种“文化”(与西文字母完全不同)。用汉字写人状物无不熨帖。儒家与道家之根本区别在于,前者尽量贴近与汉字的距离,与汉字结为一体;后者则尽量排斥汉字,尽量疏离汉字(实际上做不到)。诸子百家中,儒家是最亲近汉字的一家,也是最擅长驾驭使用汉字的一家。儒家士大夫的文章,阅之动容,诵之沦髓。儒家是汉字的最佳驾驭者,也是汉字最忠实的守护神。

 

近代以还,打倒孔家店,取缔文言文,最大损失并非丢失国粹,而是使国人失去驾驭对象,失去求美之心,失去童心,对美越来越麻痹,文章数量剧增,却全然不以美为准绳,平白文字让人见而生厌,读之欲睡。

 

世间之物,美善相通,凡美必善,凡善必美。求善乃求美的特殊方式与路径。儒家所主张的善,都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。读书是善,写文章是善,作诗是善,写对子是善,游山玩水是善,聚会(如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与王羲之写《兰亭集序》那样的聚会)是善……这些行为都具有很高价值,都会直接或间接把人引向善。善从来都不独居中心,只有阐释学意义上的“善心”才真正对人有意义,而阐释学意义上的“善心”寓于上述各种行为程式。可以说儒家叫人在不知不觉地行善,而非刻意行善。

 

孟子的性善论,其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形而上学,更在于阐释学,在于让人有个善的开始,无形中将行为定着于善。我敢断言,在这点上,儒家做得无懈可击。儒者言必斯文,行必检点,思必内敛,最终必归于善。《三字经》开首: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。苟不教,性乃迁,教之道,贵以专。它告诉我们“教”是善的中间环节,上面所列诸如读书、写文章、作诗等都是“教”的具体方式,这种“教”无所不在,比在规定的场所接受的“教”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可操作性。由于儒家广施“教化”,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不教而教,不学而学的氛围中。在中国,这种特殊的“教”已成为生活之必须,耳濡目染着每一个人,避之亦难。这种无须投资的“教”为中国节约了大量教育成本与人际关系成本,表现出中国人的大智大慧。   

 

“教化”之核心在善,“教化”针对的是无序的人伦与膨胀的恶欲。有人以为中国历史完全是由权力决定的,这不符合实际情况。在皇权专制之下,权力决定了中国的利益格局,而人的价值定位并不单纯靠权力,主要靠“教化”。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,中国一直有两个价值标准,一个是仕途,一个是道德文章(“教化”水平)——中国人给治道德文章的士大夫一条出路,不入仕途亦可得名。在中国,被后人尊重的往往不是帝王,而是文学家、学者或道德师。帝王中最显赫的是李世民与赵匡胤,但此二人的名望远不及孔子、屈原、司马迁。李世民与赵匡胤的功绩是靠武功建立起来的,孔子、屈原、司马迁的功绩是靠文治建立起来的。重文是中国的传统,文高于武是儒家的法则,帝王亦无可奈何。在某中意义上,由于儒家的强大,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独立,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满清入关,屠城杀降,不可一世,然而不能不臣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,不能不继承流布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传统。满人入关,以兵事而论,汉败于满,以文化而论,满败于汉。

 

须注意,由“教”达“善”的文化是西方所欠缺的,这种方法不可以用科学方法造就,东方文化之不可替代性正表现于此;现代不能替代传统,亦在于此。现代人种种恶行(坑蒙拐骗与欺世盗名)都是反传统逆流中泛起的沉渣。清扫这些沉渣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由“教”达“善”的文化传统。

 

仁义乃善之理性化的表述,也是美的最终归宿。儒家之仁义不同于西方之博爱或泛爱。可以说各有所长。由“教”达“善”的文化传统几乎十全十美,问题出在“仁义”这个环节。何以言之?“仁义”将由“教”达“善”的方法与意义局限化了。仁义不具有“教”与“善”那样的广延性。“仁者爱人”是对的,然而所爱之人皆具体人(父子、君臣等),而非广义之人。人与人如果没有对应关系,仁义就难以被及。

 

尽管仁义有此疵瑕,仍不失规范行为的有效手段,因为在一定程度上,特殊性可以被迁移到一般性上来,从而在一般的范畴发挥作用。好的东西,即使不完备,也比没有好——如果这个原则成立的话,应该断定,仁义可以与“教”与“善”连接在一起,形成:

 

教——善——仁义

 

我站在脱离一般文字的角度上评价这一因果联系。仁义之说与仁义之事不完全是一回事。“仁义之说”可以褒贬由人,见仁见智,而“仁义之事”高于“仁义之说”,它指征的是:怀仁爱之心,行正义之事。儒家的“仁义之事”绝非口号,它是通过非常具体的手段与方式实现的。比如对死的态度。死乃人之常分,不可免也。对儒士来说,杀身求仁是死的最佳归宿。儒家的杀身求仁与现代邪教的争做“烈士”毫无共同之处。儒家之杀身没有一例是自戕或无谓送死,都是在两难抉择中做出的选择(屈原、方孝孺为典型代表)。如果他们不选择死,就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随波逐流,这与儒家的“教——善——仁义”之人生路径背道而驰,与儒家的以“名”(哪怕是死后之名)与“权”分庭抗礼的思路格格不入。其实,“杀身以成志,仁也”(《国语·晋语二》)的情形少而又少,多数情况是为仁而牺牲生活享受(如陶渊明、苏东坡、李白、杜甫)。总之,仁义是道德诉求而非人生目标(这一点与邪教异)。儒家士大夫之“教化“无微不综,无美不括。善心素求,至行美谊,其他文化孰能?

   

    仁义贯穿到日常生活中,使得中国人产生很强的精神寄托,这种精神寄托可以帮助司马迁在和困难的情况下完成《史记》,帮助苏东坡在官场上屡屡受挫却在文学上达到高峰。通俗地说,中国人不做大官却可以成为大人物,这是因为仁义独立于权力,不在同一个价值范畴之内,这就大大拓宽了人生之路,使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

此儒家精奥一也。

 

作者: 王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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